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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实务》是中等职业学校国际商务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从事涉外商务人员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直接指导对外贸易业务工作。该课程掌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今后从事进出口业务操作的能力。因此，加快《进出口贸易实务》的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是专业课教师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的外贸企业将更直接地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对于具有外贸业务能力的专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呈不断增长的态势。
近年来，由于本科院校培养的外贸人才大多流向了大城市的国企、外资企业及合资企业的高薪岗位，对于中小城市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外贸企业来说，具备从事报关、跟单等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制约了外贸行业迅速发展。调查有关统计结果显示：众多企业急需大量既懂得对外贸易知识，又熟悉业务的初、中级专业人才。
伴随着外贸领域的不断拓宽，外贸人才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通过市场调查发现，79%的民营企业更愿意接受专科及以下学历的层次的从业人员来从事业务员、跟单员等工作。这正是中职校所需要培养的具备专业知识的技能型人才。
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深入，企业对外贸易人员的专业知识、政策水平和操作业务要求不断提高：一方面，外贸企业最看重的不是学生学历，而是必需的专业技能，要求学生实际工作问题的处理能力；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希望招聘的学生达到“零距离”上岗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具备就业导向观念，并据此改革教学内容，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具备外贸专业知识的技能型人才。
中等职业教育应突出应用性、技能性。《进出口贸易实务》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商品交换过程的学科，包括进出口商品交易条款的商订和贸易合同的签订、履行的流程。培养目标应该从“理论知识”转向“职业技能”，即通过该课程的学校培养一批基本功扎实、操作能力强的初中级外贸实用性技能型人才，适应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及服务工作中的基本需要。
长期以来，中等职业学校在教学中注重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教学中偏重讲解性教学，缺乏学生的直接参与和动手练习，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及综合职业能力培养。这种只管教不管用的模式，颠倒了现代教育理念中的师生关系、违背了现代教学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造成所学知识严重脱离职业岗位的技能需要。缺乏实训、实习基地及各种条件限制，多数学生未能获得应有的的实践能力，实践教学不足。
《进出口贸易实务》教学效果的评价方式和标准仍然采用的是呆板、固化的考试测评，存在“四多四少”现象，即闭卷多、开卷少；笔试多、口试少；理论考试多、实践考试少；一次考试定结论多、数次考试综合评价少。这种评价方法存在的弊端主要有：考试目的定位不当；考试内容片面、教材化；考试方式单调；考试重结果而轻过程。
部分国际商务专业教师或长时间从事理论教学，没有接触实际外贸工作的机会，或是刚刚从大学毕业，从学校到学校，理论知识不少，但综合实践能力较弱，本身就是重理论教学模式的产物。因此，实践经验丰富、高质量的专业师资极其缺乏，教师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难以满足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实际教学要求。
为了改变上述中等职业学校国际商务专业《进出口贸易实务》教学中存在的种种不足，也为了适应和满足我国对专业技能型外贸人才的更高要求，培养掌握相应岗位基本技能和适应岗位专业素质的应用型外贸人才，结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对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开展如下思考与探讨：
职业教育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是要构建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职业教育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以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为职业教育的根本：要求职业教育以学生的职业发展为中心，以职业岗位对学生职业素质和能力的需求为标准进行职业教育的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估。要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学生的发展，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充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确保学生获得全面发展。
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实际需求仍有相当差距，中职院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存在严重的供需脱节。这直接反映了当前中等职业教育体制对市场需求、对职教大众化带来就业大众化趋势的严重不适应。相当一部分中职院校尽管想办好中职教育，但在具体工作上却存在着专业设置不符合社会急需，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不强，就业信息通道不畅等诸多问题。强调“以就业为导向”正是督促中职院校切实转变观念，走向市场，及时应对市场需求变化，把提高办学质量放在首位，着重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突出其鲜明的应用性特色，增强社会认可度。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应以专业能力为本位、以岗位要求和职业标准为依据，并能满足学生的职业生涯需要。为此要制定出与岗位专业技能、专业理论、文化素质完全一致的教学计划南宫28官方网站，培养符合一线岗位要求的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
按照“工作要求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学什么”的原则，在教学中应突出工作过程在课程的主线地位，按照实际工作任务和工作情景组织课程，使学生对进出口贸易的具体过程进行全面了解，并尽早让学生进入工作实践，为学生提供体验工作过程的学习机会，逐步实现从学习者到工作者的角色转换。
中等职业学校应从提高教师的职业技能入手，着力打造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利用多种形式使教师轮流到外贸企业实习，接触实践提高操作水平。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教师到企业去挂职锻炼，努力提高专业教师实践操作能力和丰富其实践经验。
中等职教育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企业欢迎的技能型人才，必须推行职业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接轨的产教结合模式，在加强校企合作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中等职业教育本身及能满足用人企业要求的实践教学体系。
中职教育要坚持理论教学“必需、够用”，突出针对性与实用性的原则。近几年来，部分中职学校通过校企密切合作，专门成立了各专业专家指导委员会，聘请行业、企业专家，根据企业对所需人才知识和实际技能的需求，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技能培训措施，大大地改变了过去教学计划制定脱离实际需要的盲目性，有力的推动了中职学校教育改革深入进行。
综上所述，中等职业学校国际商务专业《进出口贸易实务》教学应确立以“面向企业，立足岗位；强化应用，突出能力”为指导思想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和实践教学的加强，让学生比较深入地掌握和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工作环节、流程与管理等实践知识，并获得岗位技能的训练，满足企业对外贸业务人员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要求。在政府相关职教优惠政策的支持和外部保障机制进一步优化的前提下，《进出口贸易实务》的教学将不断调整和优化教学策略，从而实现培养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合格人才，凸现职教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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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汹涌的背景之下，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度变革，以金融及信息革命全球化发展为特征的科学技术革新浪潮正在推动世界服务业加速发展。如今服务业占各国经济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已达70%，中等收入国家接近60%，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左右。随着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发展，国际间的服务交换规模也在日益扩大，2009年，世界服务出口额达到了3.3万亿美元，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 database、bea database和中国商务部网站。
相比1970年的不足710亿美元增长了45倍，目前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贸易总出口额的1/5。同时，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服务贸易占比较大的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较快地出现了复苏势头，其恢复速度快于依赖货物贸易的国家。由此可见，服务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趋势已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国，服务业高度发达。2009年，其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15.4%，表现出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强劲优势地位。另外，中国服务贸易也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势头，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长0.6%，但由于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起步较晚，服务产品竞争力较弱，在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双边服务贸易中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在整体服务贸易水平还是在部门结构等方面与美国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
服务业对美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大，以2005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美国gdp的70.93%，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2.47%。自1984年开始，美国服务业产值占当年gdp比重就已超过60%，可见，伴随美国服务业发展，其服务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
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4 220.2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8 799.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3%。其中，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3年间平均维持在28%左右，2004年达到30%并维持了4年，由于经济缓慢复苏，2009年小幅上升，达到33%。就服务贸易出口额总体而言，美国呈现上升态势，仅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美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 560.9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5 091.8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1.99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达到15.4%，世界排名第一位。美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8年间平均维持在16%左右，仅1997年、2005年和2006年在16%以下，其余均大于16%，2009年明显提高达到19.2%。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其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1 659.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 707.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2.23倍。2009年服务贸易进口虽有小幅下降，但其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达到11.9%，世界排名第一位。
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对中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小，以2009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中国gdp的42.6%，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33.2%。中国经济结构中，由于第一、二产业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较小，致使中国服务贸易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其对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522.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 8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4.5%，是美国年均增长率的4倍多。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2年间平均维持在10%以上，2003年下降为9.57%并保持到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再次下降，降为8.7%左右，2007—2009年又小幅上升并维持在9%左右。就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而言，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仅有2009年相比2008年下降12.11%。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45.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28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25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为3.88%，世界排名第五位南宫28官方网站。然而，中国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仅是美国的1/4。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7年间由16.30%下降至11.91%，2008—2009年稍有上升维持在12%以上。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277.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582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7倍。虽然2009年在世界服务贸易进口前十位国家中，中国是惟一与2008年相比没有出现下降的经济体（德国和英国进口额分别为2550亿美元和1600亿美元排名第二、三位，美德英进口额同比均出现10%左右的降幅），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为5%，世界排名第四位，但服务贸易总量只占到美国的1/3。
美国服务贸易自1971年起持续保持顺差状态。其中，1986年服务贸易顺差仅103亿美元，1997年则达到较高历史水平，增至902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7倍左右。2007年服务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为1 296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出口5 048亿美元，进口1 296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持续增加，2009年服务贸易顺差额相比2008年虽下降了4%，仍达到1 384.2亿美元。
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出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分别是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运输和金融服务，其出口额各自分别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24.17%、17.63%、16.75%、15.65%和11.82%。同时，政府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通讯、建筑服务分别占比4.15%、3.18%、2.58%、2.09%、1.75%和0.24%，合计在15%以下。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中，进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分别是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和保险服务，其进口额分别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25.27%、21.62%、13.91%和11.31%。同时，政府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通讯服务分别占比9.64%、6.62%、5.01%、3.92%和2.09%，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建筑服务比重较小，分别是0.45%和0.16%。综合美国服务行业进出口所占比重，各个服务部门发展符合美国经济特点，没有出现比重极大的部门，即部门间发展未表现出严重失衡现象。同时，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新兴服务部门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突出，在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
中国服务贸易在1984—1995年间保持小额顺差，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后进入持续逆差状态，并且自2002年开始逆差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后，服务贸易逆差更加显著。其中，2004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到最高值95.5亿美元，2004年以后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小幅缩小之势。但2008年和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分别达到115.6亿美元和296亿美元，2008年服务贸易逆差额比2007年增长51.9%，2009年比2008年增长56.1%。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主要逆差行业为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和旅游，逆差额分别是230、106、97和40亿美元。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旅游服务贸易占比第一，2000年达到53.34%，自2004年之后呈现递减趋势。运输服务贸易占比第二，且在2000—2008年间占比逐年上升［1］。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通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贸易占比最小。可见，中国一直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传统服务贸易相比差距较大。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呈现逐年缩减趋势，如旅游服务部门，而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占比逐年递增，尤其是咨询服务，2008年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12.33%。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中，进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分别是31.67%、22.75%和14.55%，合计70%左右。同时，咨询、保险与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分别占比8.52%、8.02%和6.49%，而建筑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分别占比2.75%和1.99%。通讯、金融、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占比较小，合计为2%以下。综合中国服务行业进出口占比，部分行业占比极大，中国服务部门出口出现严重不平衡现象。
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墨西哥、爱尔兰、法国、瑞士、中国和荷兰是2008年美国前十大服务出口市场，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55.19%。在前十大出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占据五席，包括英国、德国、爱尔兰、法国和荷兰，合计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27.77%。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百慕大、法国、墨西哥、瑞士、印度和爱尔兰是2008年美国前十大服务进口来源地，占美国服务总进口额的56.29%。在前十大进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占据四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和爱尔兰，合计占美国服务进口总额的26.45%。事实上，欧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瑞士分别是美国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
欧盟是美国服务出口最大的目标市场，2008年，欧盟27国进口美国服务项目占全美服务出口总额的37.3%。同时，欧盟也是美国服务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从欧盟进口服务的增长率也高于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率。就地区性而言，西欧和中欧国家是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交易多集中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及通讯服务。加拿大和日本是美国服务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分别占比8.71%和7.84%。加拿大与美国无论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还是经济环境都有极大相似之处，因而加拿大不仅是美国服务输出的主要接受国，还是美国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这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方面体现尤为显著。近年来，伴随着美国日益重视亚洲和环太平洋服务市场的拓展，韩国从1987年开始逐步成为美国生产出口的最大国家，同时，新加坡、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服务市场增速很快。据wto统计，2008年美国与中国双边服务贸易额为260亿美元，同比增长13.1%，占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7%。其中，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160.9亿美元，同比增长13.3%；进口99.2亿美元，同比增长12.8%。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额为61.7亿美元，同比增长14%。
综合看来，欧盟、加拿大、日本、瑞士、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在美国十大服务出口目标国之列，也是美国十大服务进口来源国的一部分。可见，美国服务贸易市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同时也包括墨西哥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市场多元化特点。
2008年，香港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是中国前五大服务出口市场。香港地区、欧盟、美国、日本和东盟是中国前五大服务进口来源地。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及发达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东盟各国市场在中国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香港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因素等特点，一直是中国服务出口主要目标市场，在旅游、运输、建筑服务和咨询服务方面体现尤其明显。在旅游服务方面，中国旅游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比60%左右，其中香港地区是旅游服务中的最大进出口市场。在运输服务方面，香港地区也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占中国运输服务出口总额的33%。在建筑服务方面，香港地区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仅次于东盟。此外，香港地区是中国咨询服务第一大出口市场，在咨询服务进口方面，香港地区和欧盟占据中国咨询服务市场50%的份额。近年来，伴随着东盟的日益强大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东盟不仅逐步成为中国货物贸易的主要市场，而且逐步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伙伴，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服务市场增速较快。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经济增长，欧盟逐步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重要合作伙伴，在建筑、保险南宫28官方网站、咨询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方面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美国服务业长期保持的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与美国重视服务贸易发展密不可分，表现为美国完善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健全的法律法规。鉴于国际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差异，不能通过关税措施对服务贸易实施保护，所以一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规范对该国服务贸易发展意义重大。
在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方面，美国服务贸易管理机构主要是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2］。其中，商务部负责服务贸易的具体管理工作，如统计服务贸易数据、制定服务贸易政策等，贸易代表办公室则具体参与和负责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谈判和协调等事务。这种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强大的谈判能力不仅能将有利于美国自身的贸易政策贯彻到世界服务贸易体系中，还能加强美国对服务贸易的执行与监督能力。第二，实现贸易促进和贸易救济相结合，在积极促进和扩大服务出口的同时，能够快速针对服务进口及国外服务企业对国内服务业带来的损害采取多种救济措施。
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方面，美国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以国会和联邦政府行政命令为主［3］，包括了对外贸易综合法案中的部分条款、对各个服务部门立法的相关条款和针对部分行业专门规定的市场准入制度等，但是各州也会单独对服务贸易立法，如保险业和专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和限制法令就是由美国各州各自制定的［4］。此外，美国各州也会依据自身优势行业制定服务贸易支持政策，如针对证券交易、企业产权等方面分别制定了《证券交易法》、《商标法》等。
中国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究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失衡，配套的立法工作没有快速、全面展开，导致中国还未形成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所以，改革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健全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对中国服务贸易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在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战略和政策主要由商务部通过服务贸易司具体制定和协调，隶属于商务部的服务贸易司还承担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双边及多边国际谈判等事务。但在实际中，以上大部分工作是由中央其它部委及地方政府执行。这种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第一，服务贸易整体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各有关职能部门相互之间衔接不到位，降低了服务贸易管理效率，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接轨。第二，多头管理现象导致中国对服务业的划分标准、统计口径等缺乏统一性，这与世界发达经济体间缺乏一致性，在贸易往来中易引发摩擦［5］。
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核心，以国家颁布的外资法为重要组成部分，以各部分制定的具体规定为支撑，具体规范中国服务市场。一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相比中国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中国虽然在近几年先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海商法》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但互联网通讯、电子商务等许多领域仍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此外，在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仍然存在有漏洞、有矛盾的现象，这严重削弱了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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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据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6043.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位。但是服务贸易逆差却不断扩大，至2014年已达到1599.3亿美元，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出口的结构性失衡所造成。而结构性失衡造成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体竞争力偏低、技术含量不高，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的表现进行相关研究，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应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的相关策略。
按照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BOPS)，可将服务贸易行业分为12大类（具体见表1）。目前从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统计的数据来看，服务贸易出口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格局，在2007-2014年平均增长率为10%。其中，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到了2222.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6%。从服务贸易的分类行业来看，旅游、运输、咨询服务出口比例排在前三位，2014年分别达到了23. 67%、21. 06%、19. 31%，合计达到64%以上，而其余九个行业出口比重合计不足四成。进一步按照服务贸易行业的特点、要素密集度，可分为三大类，即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由表2可以看到，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产业中，资本密集型仅有运输服务产业，出口占比23. 67%；劳动密集型包括旅游、建筑服务产业，出口占比30. 78%；知识、技术密集型包括金融、保险、专利、通信等在内的九项服务产业，出口占比45. 55%。可见，资本、劳动密集型出口占据了主导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存在着技术含量、附加值偏低的问题，行业结构发展严重失衡。
目前从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统计的数据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逆差（即出口贸易总值小于进口贸易总值）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从2007年的78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1600亿美元，八年间出口逆差增长了20.5倍 （见表2）。2011-2014年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上升速度迅猛，分别达到了148.4%、63. 4%、32.1%和35%。进一步分析，主要缘于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近几年由顺差转为逆差，且来势猛烈。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包括旅游、建筑服务，其中建筑服务一直保持顺差（即进口贸易总值小于出口贸易总值），而具有中国传统优势的旅游服务则由顺差转为逆差。2009年是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分水岭，首次出现了40亿美元的逆差，此后连续六年均未扭转这一格局，且呈现出逆差持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2011-2014年间，逆差趋势更是愈演愈烈，2014年已达到了1079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逆差的51. 73%。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热度更是空前高涨。可以说，自2011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逆差格局不断扩大，旅游服务所造成的逆差在其中成为“罪魁祸首”。
事实上，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差额情况，能够直观地反映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实力。由此，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服务贸易时，都致力丁．保持顺差，以提升综合国力。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领域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长年也处于逆差：2007-2014年间，属于资本密集型的运输服务，其贸易出口表现持续逆筹，且呈现出不断扩人的趋势，由2007年的120亿美元的逆差上升至2014年的579亿美元逆差，八年问增长了4.8倍，2014年占到逆差总额的27. 76%;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中，保险、专利、电影服务行业长年保持逆差，2014年占到逆差总额的20. 51%，其他服务行业出口占据比重相对较低。可见，尽管中国是服务贸易出口大国，出口额保持良好增长势头，然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均为逆差一且这一格局直至2014年也未有好转。综合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按要素密集度所划分的类型，均呈现出逆差，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处于“大而不强”的格局，且出口结构不均衡的特征明显。
长期以来，中国都将服务行业看作是制造行业的附属品，不重视其向生产性方向发展，表现在引进跨国公司时，更倾向于制造业，忽略了服务行业，因此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较低。此外，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度长期在6%-7%徘徊，2014年达到了8.1%。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超过10%的服务贸易开放度，还显得较低。2014年，英国、意大利、法国的开放程度分别为13%、12.3%和11.6%，即使是处于亚洲的韩国也达到了12.9%。正是由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低，导致服务质量差，阻碍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甚至造成结构性失衡。
尽管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贸易白由化与经济全球化是总体趋势，然而国际服务贸易壁垒也变得更为隐蔽与盛行。中国目前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相对优势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以中、低技术劳动力作为中间投入，往往需要大量人员的流动，如旅游、建筑、运输等服务领域。但目前发达国家仅对少数高级管理、技术人员的流动作出承诺，而其他人员提供的服务仅是“商业存在”的补充。如美国迫于就业压力与社会矛盾，自2014年起对自然人流动方面管理更为严苛，种种繁琐的出入境手续等，造成长时间的等待，构成了人员流动壁垒。又如在保险服务业上，美国各州立法不统一，构成了严重的开业权壁垒。事实上，美国在保险业务上存在非国民待遇，如注册资金税收等。可见，由于国际服务贸易壁垒呈现出隐蔽而盛行的趋势，造成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受到阻碍，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结构性失衡。
为衡量中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选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RCA)，即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的比率，通常RCA 0.8时，竞争力较弱；0. 8RCA1. 25时，中度竞争力；1. 25 RCA 2.5，竞争力较强；RCA2.5，竞争力极强。表2的数据显示，中国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始终在0.5上下徘徊，竞争力比较弱。在2005年，RCA指数达到了0.62，是近十年来的峰值，随后持续下降。2010年以前，RCA指数还维持在0.5以上，而自2010年之后，RCA指数降至0.5以下。总体而言，中国服务贸易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国际竞争力不足。究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对服务行业的不重视，进而造成出口结构性失衡。
目前中国有部分服务贸易还处于垄断地位，如电信、邮政、民航、铁路等行业。而长期垄断地位，造成企业竞争意识不强，服务水平较低，在国际上整体竞争实力不足，由此，也加剧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不平衡。如电信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目前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移动市场中国移动一家独大，固定电话、宽带市场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双寡头”垄断。但这一格局的成因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电信企业的利润超过20%，而美国还不到1%，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0%。而反观在利润率超过美国20倍的背景下，中国电信企业无论是管理水平、经营水平，还是服务质量都远比不上美国。事实上，由于中国部分服务贸易处于垄断地位，造成竞争力不足，难以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曰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着产业亟待优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的尴尬局面。要从根本上解决服务贸易出口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从优化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入手：第一，保持旅游、建筑服务的相对优势。中国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人文古迹，加之博大精深的文化背景，为发展旅游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通过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加强旅游营销，设计与打造自然景观时融入现代元素等，从而保持并提升旅游的相对优势。第二，促进保险、金融、专利等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中国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主要缘于创新人才不足。由此，必须设计有效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从而为促进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及均衡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要改变现有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的格局，必须要转变思维模式，着力于提升外贸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且均衡发展。当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贸易水平差距较大，由此，必须大力引进外资，吸收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营造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环境。新形势下必须将服务贸易行业的发展提高到经济现代化的高度，促进与国际市场的交流、合作、分工，提升整体竞争实力。同时，应建立与完善产业政策，如政府增加对服务业的投入，打破垄断与地区封锁，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机制。在发展服务业的进程中，应将三个领域作为当前重点：第一，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如商业、金融、文化等。投资少、收效快；增加就业容量；又能够推动国民经济稳步前行。第二，与知识、技术密切相关的产业，如信息业、咨询业等。第三，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如科学文化、教育等。在改善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环境时，还要出台税收、贷款等优惠扶持措施，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行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甚至导致出口的结构性失衡。由此，构建开放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需要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质量，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促进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第一，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从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高质量入手，吸引并利用外资规模。尤其是扩大在通信、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外资规模，引入新技术、新理念，从而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大力发展新兴服务贸易出口，如扩大设计咨询、教育培训等行业出口规模。同时，积极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如依托于“一路一带”发展战略，创新旅游产品、路线，与韩国、日本联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等。促进服务贸易出口齐头并进，从而实现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第三，加快并提升国际服务外包基地的建设，发挥集聚与带动效应，从而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均衡性发展。第四，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中国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交流。
作者简介：孟东梅（1970-），女，沈阳人，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服务贸易理论与政策；姜延书（1964-），男，哈尔滨人，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全球经济已逐渐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已占到其经济总量的75%以上，而中、低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已达到50%。《中国服务贸易统计2015》显示，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4.6%，位列第五，但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经济总量48.2%，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20.6%，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在“十二五”规划中对进一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又提出具体要求，即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提高服务贸易在整体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本文在贸易增加值的视角下，测算1995-2011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并进一步探讨服务贸易成本下降对服务贸易增长的影响。
贸易成本涵盖消费者为获得商品必须支付的除了商品生产成本外的其他成本的总和。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发达国家关税当量的贸易成本高达170%。贸易成本的重要性意味着其测算的必要性。目前的研究，贸易成本的测算主要有直接测算和间接测算两种方法。直接测算只能测度特定种类的贸易成本，但无法测算总体的贸易成本。因此，间接测算法运用更为普遍。间接测算有价格法和贸易流量法两种。价格法由于国际数据难以获得，故多用于度量国内贸易成本。贸易流量法是通过贸易成本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事后”推算出贸易成本的大小。最初贸易流量法主要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如Mc Callum（1995）和Rose（2000）的研究。但传统引力模型事先设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要素，这导致计算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更加重要的是传统引力模型并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而且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因此，传统引力模型的应用遭到众多质疑。
基于传统引力模型，Anderson和Wincoop（2003）、Novy（2006）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改进引力模型，使其具备微观理论基础，将由事前决定的贸易成本变成事后决定，并考虑了多边阻力的影响。但改进的引力模型假设双边贸易成本是对称的，这与现实不符，而Novy（2008）构建的模型解决了该问题。此后，Novy（2013）通过丰富其2008年的模型理论基础，不仅解决了传统引力模型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和对称性的缺点，还使该模型同时具备比较优势理论基础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础，使该方法成为目前国内外测算贸易成本最具有深厚理论基础的核心方法。
近年来，国内学者测算中国贸易成本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但多数研究是基于Novy（2013）提出的模型。如贾伟和秦富（2013）结合Novy研究，分析中国谷物贸易成本变动趋势及对贸易增长的影响。许统生等（2013）运用Novy（2013）模型，测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省际贸易成本及其决定因素。梁俊伟（2015）基于Novy（2013）模型测算了中日韩3国多边贸易成本。赵素萍和葛明（2015）运用Novy（2013）模型及其分解，测算了中国与欧盟各国的贸易成本，并分析了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及决定因素。涂远芬（2016）基于Novy（2013）模型测算了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
然而，Novy（2013）模型测算的出口成本是进出口成本的几何平均值，忽略了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差异信息，降低了估计的准确性；同时计算贸易成本利用贸易伙伴各自国内贸易数据，而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准确数据。因此，阿布来提・依明（2013）基于“结构化引力模型”推算出单向出口成本方程，弥补了上述缺陷。而现有的其他研究多数是基于传统统计方法测算的一国贸易进出口额，导致大量的重复计算，无法反映一国贸易进出口的真实状况，进而导致贸易成本的测算结果产生误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运用阿布来提・依明（2013）单向出口成本方程，在贸易增加值视角下测算中国1995-2011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贸易成本，这种方法剔除了传统方法对贸易进出口额的重复计算，也考虑到进出口的不同特征，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成本。（2）在Novy（2013）的基础上改进了增长的分解方程，把双方经济发展相似程度对贸易增长的影响也纳入进来。
模型（6）表示i国对j国出口的贸易成本tij，即为本文构建的测算一国出口贸易成本的模型。此模型的本质是从双边实际出口贸易额与双边贸易在全球贸易合理份额的角度对双边出口贸易成本进行测算，且测算结果衡量的是一国单向出口贸易成本，所以结论具有更加丰富的涵义和价值。
本文共选取《中国服务贸易统计2015》显示的2014年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排名前5位的、同时考虑到与中国服务贸易往来关系密切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共7国为样本国家。由于传统总量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样本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本文借鉴Koopman等（2014）的贸易增加值方法剔除样本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中重复核算项目，还原样本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真实状况。
本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该数据库提供了欧盟27个国家和世界13个主要经济体、35个产品部门之间的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数据。研究期间从1995-2011年，由于部分服务业的相关数据为0，为了使测算结果合理精确，本文参照姜延书和郭江平（2015）的经验依据TiVA数据库将17个服务行业分为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5类。具体分类有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包括汽车、摩托车的销售、保养、修理，燃料的零售、批发贸易和经济贸易，零售业和家庭用品维修业，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包括内陆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其他辅助运输及旅行社业务和邮电业；金融业包括金融中间服务；商业服务业包括房地产业、设备租赁及其他业务；其他服务业包括公共行政和国防及义务社会保障、卫生与社会工作、教育、家庭服务业、其他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
Anderson和Wincoop（2004）总结了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一般认为替代弹性σ介于5-10之间。参照Novy（2013）、Anderson和Wincoop（2004）做法，本文先将替代弹性取值为8，然后再分别取5和10两个值，进而更合理地考察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表1显示了1995-2011年中国与7个贸易伙伴国双边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测算结果。虽然中国与7个贸易伙伴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有不同程度波动，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由1995年的2.242下降为2011年的2.037，下降幅度达9.1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略有上升。
从具体的贸易伙伴国来看，1995-2011年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成本从低到高分别为韩国、印度、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及美国。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德国（22.68%），其次是法国（18.67%）和美国（14.93%），再次是韩国（6.47%）和英国（4.91%）。而中国与日本和印度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分别上升了3.98%和3.41%。中国与日韩虽同为邻国，与韩国的贸易成本最低，但与日本的贸易成本则是除美国外最高的。其原因可能是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诸多经济政策停滞不前，进而造成两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相对较高。中国双边出口服务贸易成本下降的差异性，既说明了中国近年来积极拓展新的服务贸易市场的效果较为显著，也显示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在贸易增加值视角下测度出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与其他学者如涂远芬（2016）的研究结果略有不同。从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看，总体呈下降趋势的判断相同，但在增加值视角下测算出的贸易成本远远高于传统统计方法下的贸易成本。从具体的贸易伙伴国来看，传统方法下中国与韩国、日本、美国的贸易成本相对较低，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成本相对较高；但在增加值视角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成本分别高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这可能是由于贸易增加值测算方法剔除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中的重复核算项目，还原了其服务贸易进出口的真实状况，进而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
为了剔除不同替代弹性取值可能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测算了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从图1中可以看出，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确实较大。以2011年为例，当σ=5、8、10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分别为3.549，2.037和1.734，这表明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对替代弹性较为敏感。虽然替代弹性的取值不同，但其相对应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形状基本一致，表明替代弹性不同的数值并没有改变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同时当σ=5、8、10时，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分别下降了15.44%、9.15%和7.19%，年均下降速度分别是0.91%、0.54%和0.42%，表明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幅度和下降速度影响并不大，并不影响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变化趋势的判断。
表2分别计算了σ=8时，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5个服务行业的出口贸易成本。从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大小来看，1995-2011年，中国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最低（2.146）；其次是金融业（2.494）；商业服务业（2.819）和其他服务业（3.070）；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最高（4.864）。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是中国传统服务贸易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竞争相对充分，因此，其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相对较低。但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则可能因为其包含的范围广，许多行业中国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其服务贸易成本相对较高。
图2分析了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分行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替代弹性对中国分行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确实较大，但总体趋势一致。当σ=5时，中国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最大（18.459），其次是其他服务业（7.536）和商业服务业（6.327），第四是金融业（5.09），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最小（3.88）。当σ=8和10时，5个行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也展现出相同的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出口服务贸易增长迅速。然而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出口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国内相关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增长主要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主要集中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角度，侧重对现有理论进行验证。本文从贸易成本的角度对贸易增长进行分解，探讨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具体分解如下：
式（14）等式右边第一项是指贸易伙伴国总产出规模，即经济增长对贸易增长的贡献效应；第二项表示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相似程度，Linder提出的偏好相似理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相近对双边贸易越有促进作用；第三项反映了贸易成本下降对贸易增长的影响；最后一项体现了其他影响因素对贸易增长的效果。运用式（14），对中国和主要服务贸易伙伴国2011年相对于1995年双边贸易增长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
从国别层面来看，中国与韩国、法国在研究期间服务贸易增长最为迅速，分别增长了1 207.177%和1 147.548%，其中，经济增长对中韩和中法的服务贸易增长贡献度最大，分别达到72.584%和55.637%，贸易成本下降也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而中印和中日在研究期间服务贸易增长最为缓慢，分别为401.928%和106.466%，经济增长仍为最主要因素，贡献度分别为94.194%和60.761%。
从整体层面来看，2011年与1995年相比较，中国与7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服务贸易增长均值为698.518%，其中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2.615%，经济增长相似程度贡献率为9.769%，贸易成本下降贡献率为15.929%，其他影响因素贡献率为11.688%。可以发现，首先，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服务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的推动；其次，贸易成本的下降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再次是其他影响因素；最后，经济增长相似程度对服务贸易增长也存在促进作用。说明虽然中国近年来积极拓展新的服务贸易市场的效果较为显著，但由于中国服务贸易参与全球分工较晚，竞争力相对较低，且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相继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致使部分对外服务贸易逐渐转向对内服务贸易。
本文采用阿布来提・依明模型，从贸易增加值视角，分别从国家和行业层面测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并探讨了中国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1）1995-2011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大体呈下降趋势，但印度和日本除外。（2）中国分行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存在一定的波动。中国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最低，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出口服务贸易成本均值最高。（3）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服务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的推动，贸易成本的下降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增长相似程度对服务贸易增长也存在促进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各国贸易竞争的焦点逐渐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我国政府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且下降空间仍很大。因此，针对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提出如下三点建议：首先，应以区域合作为重点，加快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步伐，更好地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优良环境。目前，中国已缔结的区域合作协定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国多为发达经济体，所以下一步的区域合作战略应对此有所调整，应加快与发达经济体的自由化谈判进程。其次，从具体行业上来看，除了加强在传统服务贸易行业的竞争优势，更应加快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等新兴服务贸易行业的贸易自由化步伐，从而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最后，通过全面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加强国内与国际间的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进一步完善各项贸易便利化措施，从而减小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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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基于“服务贸易”视角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2007年1月14日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并于2007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迎来了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契机。由此，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化，从探索双边服务贸易合作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等方面(王粤，2005)转向双边服务贸易比较和具体合作的研究(王娟，2008；杜秀芳，2007)等。但是，双边开展服务贸易作用的理论支撑缺乏实证研究。本文主要针对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对各自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比较分析。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起步较晚，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且服务贸易发展速度远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东盟各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上起步早，基础均好于中国；虽然各国服务贸易规模都小于中国，但总体规模一直大于中国。1982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44亿美元)为东盟(286亿美元)的15.38％，2007年上升为76.13％。
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为4.0％，东盟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为5.2％，比中国多1.2个百分点；新加坡、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服务贸易总额进入世界排名前三十位。
从发展速度看，中国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远快于东盟。2000-2007年间，中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长21.29％，东盟年均增长11.65％(参见表1)。
1.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差额状况。中国服务贸易常年逆差，服务贸易出口增速起伏较大。1997年，服务贸易逆差32.21亿美元。2005年以来，服务贸易逆差有逐步缩小的趋势，2007年逆差76.01亿美元，比2006下降14.6％，比逆差最大的2004年下降20.3％(参见图1)。
东盟服务贸易逆差较大，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1995年以来，逆差的幅度不断扩大，2003年达到历史最大值250亿美元，2007年逆差为231亿美元(参见图2)。
总体来看，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小于东盟。中国入世以来，服务贸易总体逆差均小于100亿美元，东盟逆差额大于200亿美元。2001年东盟逆差比中国多150亿美元，2007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55亿美元。
2.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来源分析。在中同服务贸易逆差中，运输、保险和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三个行业一直是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源，2007年居前三位，运输服务逆差11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5％；保险服务逆差97.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逆差78.5亿美元，同比增长22.1％(参见表2)。其原因主要在于货物贸易高速增长带动运输业出口上升。特别是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引起运输需求大幅增长，国内供给不足，导致运输服务大量的进口。其次，中国进入WTO以来，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必然出现逆差；跨国公司业务增加，通过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避税，引起其贸易逆差。
在总体逆差的情况下，也有不少行业出现顺差。2007年，旅游、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为顺差最大的四个行业，合计实现顺差207.3亿美元；建筑服务顺差增幅最大，实现顺差2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倍。通信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大多时间内呈现出顺差，其优势来源于国家政策性鉴断和服务外包的发展。另外，建筑服务的竞争优势近五年逐渐显现。
3.东盟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来源分析。从东盟各国2006年的数据来看，柬埔寨和菲律宾存在顺差，东盟其它各国服务贸易存在逆差，总体发展水平不平衡(参见表2)。就运输业而言，除了文莱有少量顺差外，其它各国均为逆差，排前三位的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运输业。就旅游业而言，除了新加坡和文莱逆差外，其它国家旅游业都是顺差，泰国、马拉两亚和菲律宾位居前三位。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结构存在共性，两个经济体旅游和运输业都占据了服务贸易的半壁江山，其他服务部门次之(参见表3和表4)。
中同与东盟服务贸易部门互补性强。由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贸易商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反映出各同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不平衡，且有一定的差异性。尽管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基础不同，产业优势领域各异，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形成了双方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参见表3和表4)。
在旅游方面，中国旅游业的出口比重逐年下降；而东盟国家，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柬埔寨等以旅游为支柱的国家出口比重远超过其他服务部门。
在运输方面，中国随着货物贸易的发展，运输贸易进出口比重不断上升，而东盟成员国普遍运输业比重次于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
在建筑服务方面，中国建筑服务2002年以来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建筑服务业竞争力比较强，有利于进入逆差较大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同。
在金融服务方面，中国连续处于逆差中，而新加坡由于金融服务发达，一直处于顺差，有利于中国引进新加坡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在通讯服务方面，中国有微小的逆差，东盟各国国有企业垄断该行业，除新加坡较大逆差和马来西亚有较小逆差外，其他各国有较小顺差，印度尼西亚2003年来通讯服务顺差较大。
在计算机服务方面，2003年以来，中国计算机及信息服务有较小顺差；除新加坡顺差较大外，其它存在较小顺差和逆差，印度尼西亚2004～2006年逆差数额较大，存在一定市场空间。
总体上，中国与东盟双方在服务贸易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发展基础和产业格局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使双方的服务贸易形成了较强的互补性，为双方服务贸易扩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服务贸易对经济产生的效应可以定义为服务贸易的“经济贡献度”，借鉴贸易效应的分析方
1.模型变量选取。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为中国和东盟服务贸易第一阶梯的四个代表国，即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8统计手册1982～2007年的年度经济数据。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用服务贸易进口额、出口额来反映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状况。
本文借鉴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成果，如尚涛(2007)、袁永娜(2007)、陈怡，沈利生(2006)、潘爱民(2006)等人的研究方法，为消除序列中的异方差，首先分别对它们进行对数变换。将各国取对数后的服务贸易出口(stexn)、进口(stim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序列记为LNSTEXP、LNSTIMP和LNGDP。对数化不会改变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并能够直接反映各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从而便于建立线a、h、c、d、e)。
总起来讲，东盟各国服务贸易进口、出口和GDP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五个国家的三个变量的序列都呈现出相似的长期变动趋势，可以初步判断，各国服务贸易进口、出口和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ADF平稳性检验。运用Eviews3.1软件，对各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未经差分的序列LNSTEXP、LNSTIMP和LNGDP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存在着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序列已不存在单位根，仅是一阶单整的，即I(1)。因此，服务贸易进、出口和GDP之间具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3.Johansen协整分析。ADF单位根检验显示三个时间序列LNSTEXP、LNSTIMP和LNGDP是非平稳变量，但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服务贸易出口既通过总需求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通过投资、消费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短期内，服务贸易进口可能对总需求有负面影响，但服务贸易进口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效应等长期动态效应，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服务贸易进、出口和GDP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进一步检验这三个变量间的协整关系，略去检验过程，这里直接展示其结果(参见表5)。
五个国家在样本期内都存在唯一的协整方程，表明各国服务贸易进口、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以上各国的协整方程看出：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有正有负。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产生正效应，服务贸易出口增长1％，会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662％；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产生负效应，进口增长1％，经济负增长0.833％。但是，出口弹性系数大于进口弹性系数，总体会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总体看，服务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正效应，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利于经济增长。
从东盟主要国家看，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大体上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产生正效应，进口对经济产生负效应，新加坡属于这类，服务贸易出口每增长1％会拉动2.088％的经济增长，进口每增长1％会引起1.01％经济负增长。二类是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产生正效应，出口产生负效应，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属于这类。其服务贸易进口每增长1％，分别产生1.105％、1.080％和1.644％的经济增长；出口对经济产生了一定负作用，其弹性分别为：-0.599，-0.221和-0.529。
总体来看，服务贸易正效应弹性大于负效应弹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参见表6)。中国与新加坡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进口效应；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出口效应。可见，中国对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服务贸易出口，从新加坡进行服务贸易进口都有利于双方经济发展。这就是中国与东盟进行服务贸易带来“双赢”的依据。
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东盟的服务业各有优势，双边服务业具有较强互补性，大力挖掘双边服务贸易潜力有利于中同与东盟的经济发展，必须采取有效对策促进双边服务贸易发展。
东盟部分成员国国内政局不稳，而且与中国在领土或者领海存在争议，如菲律宾与中国的南海问题争端，越南与中国的边境问题争端。中国必须与东盟各国通过外交谈判和对话的形式，消除误解，达成共识，增强合作的诚意；另一方面，通过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可以采取论坛的形式，改善中同与东盟关系。
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及其服务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信息沟通对于服务贸易发展尤为重要。一是进一步扩大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影响，调动参展企业的积极性。二是建立服务贸易出口企业信息交流机制。通过建立数据及政策交流网络平。